《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鲁礼安提供）

《多维月刊》记者高伐林／鲁礼安说：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以我狂热激进的思想方式，在以后的年代里是会沦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像杨小凯、李正天那样，从狂热走向冷静、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狭隘的派性走向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斗争？……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真正觉醒的时间……近一个月后，在省革委会12月4日常委会上，武汉军区司令员、省革委会一把手曾思玉点了“北斗星学会”的名，称之为“稀奇古怪的组织”，“老右派分子”白桦也出席他们成立仪式。曾思玉一边抖动手中的一张纸一边说：这就是这个北斗星学会的宣言。这个宣言非常反动，每一个字都是反动的！首长的表态如此横蛮、如此不负责任，是鲁礼安始料不及的。学会几个成员也都惴惴不安。不久有消息说，北京、上海的类似学会的日子都很不好过。看来无论用什么名义，只要企图在思想理论上作自主研究，你就是心怀不轨。他感到憋气：为什么偏偏生活在这个把人当做“神”来供奉的环境里？我们从造旧世界、旧观念的反起家，为什么又沦为新的精神奴隶？ 怎么办？一位叫周凝淳的朋友向不甘寂寞的鲁礼安说，毛泽东不久前发出“最高指示”：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要依靠“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何不就以此“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命名？名称太长，就简称“决派”──搞个“决派联络站”，联络一批志同道合者完成学会未竟之事，出版《扬子江评论》。周凝淳转述张志扬、童丹的看法说：这是一个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但是“大民主”又确实给了某种言论自由的契机，而言论是思想的外壳，就看你怎么表达。已经十分娴熟于起草宣言的鲁礼安，便又起草《决派宣言》。第一稿所谓“以最大的热忱凖备迎接中国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因“巴河一司”这时彻底失败而成了废话，年轻学生希望他重写，对夺权后“文革”运动的走向作出分析、预测：既然“革命委员会”仅仅只是“临时权力机构”，那么由什么样的正式权力机构取而代之呢？ 鲁礼安在《决派宣言》新稿中指出：“革委会”最终会被“革命群众”淘汰出历史舞台，但还没有明确提出将被一种什么样的新国家形式来取代。 就在鲁礼安苦思苦想“文革”前景的同时，天南海北都有一批人正在探索同样的问题。有一天广州美术学院学生李正天登门造访，鲁礼安与他一见如故，相识恨晚。六年之后，李与另两位广州青年化名“李一哲”合写大字报《关于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的思考》，闻名全国。而在浩浩洞庭湖的那一边，湖南“省无联”中的一些独立思考者，在一篇《我们的纲领》文章中，也提出湖南“省革筹”实际上是旧政权的翻版，对之必须实行“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原则”。一位名叫杨曦光的中学生（后来他改名杨小凯），则在一篇题为《中国向何处去？》的文章中认定，“现在90％以上的高干已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阶级，……他们与人民的关系已经由领导和被领导变成统治和被统治、剥削和被剥削，由平等的共同革命的关系变成压迫和被压迫的关系”。主张“推翻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革委会的统治，重新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权”。当年知识青年比起他们的前辈来，拥有的精神资源是十分可怜的。1957年那一批“右派”多半经受过“五四”的洗礼，拥有社会民主主义、自由、人权思想等人类精神资源，而鲁礼安这个年龄的青年是在中共的思想专制环境下成长，“文革”前夕他们手中只有“毛主席语录”和《雷锋日记》。鲁礼安与“省无联”以及其它地方独立思考的青年，拥有高度相似的思想演进轨迹：从官方的毛泽东思想，到非官方版的毛泽东思想，到列宁、马克思，到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践和理论，然后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去探索新的道路。他们不约而同地高度关注1871年的巴黎公社。鲁礼安就反复鼓吹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公社国家，他的观点的支柱，就是马克思《法兰西内战》中所主张的：对一切公职人员实行全面选举，把他们的薪金降到普通工人收入的水平。公职人员都要对选民负责，不享有任何的特权，选民随时监督、随时撤换。鲁礼安和战友尽管造反夺权有功，但是由于他们勤于学习、思考，思想逐渐超前，与“造反派”的主流日益分道扬镳，成为边缘化的偏师。鲁礼安回忆那时他的处境说，华工“造反派”内部争权夺利日益激烈化和表面化，但在坚决不让原院党委书记朱九思重新上台这一点上又结成同盟。而他不单主张解放朱九思，而且认为中央邓小平、省里张体学，也都应当重新启用，这使造反派头头们对他甚为疑忌。风声越来越紧：康生等人指湖南“省无联”为“反革命组织”，组织被取缔、思潮被批判、成员被逮捕。当局杀鸡吓猴，让鲁礼安他们感到险象环生。在有经验的朋友劝告下，鲁礼安决定不以鸡蛋碰石头，紧急召集骨干分子开会，提出解散“决派联络站”。没想到他那些观点比他更激进的部下坚决不肯。鲁礼安只好以“七二○事件”中自己跳桥受伤复发须治疗为由，退出决派活动。，他讥笑他们困在围墙之内坐井观天，只知道头上有个“红太阳”，忘记了无边无际的天空中还有数不清的恒星。鲁礼安却没有料到，这“围墙”不是别的，正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铜墙铁壁”！1968年5月16日，《扬子江评论》的创刊号印出来了。刊出了鲁礼安起草的文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他模仿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派》，抓住毛泽东“对派性要作分析”一语，抨击上海对革命造反派学生的反攻倒算──他对镇压过上海“红革委”的张春桥特别不满，也非议周恩来“一贯采取调和路线”，但是他尊敬周鞠躬尽瘁，坚持不点周的名。鲁礼安后来承认这篇文章本身就是站在“极左路线”立场，“流毒甚广”。鲁礼安在文中还宣称“一旦资产阶级首先把刺刀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就必须用暴力对付暴力，用革命的战争来反对反革命的战争”。在这个问题上，鲁礼安的感性与理性是分裂的。当他目睹“七二○”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七二○”后造反派内部所谓“钢派”与“新派”之间一场场血腥武斗，曾经和正在夺去多少无辜群众的生命，不由得心情沉重，想到那些“为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横尸街头的同学，那些被流弹或走火误杀的同胞，他们死得“比泰山还重”么？九泉之下真的能安详合眼么？“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的文章，究竟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 他在监狱中无数次扪心自问，对自己的文字认真反省。他对多维记者说：我长期认为“两条路线的斗争”最终战争不可避免，“七二○”后甚至鼓吹“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流毒之剧，影响之坏，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分。我写这种文章，等于是唯恐天下不乱！还有鼓吹派性，宣传“农民领袖”王仁舟的极左蓝图……我那些尖锐刻薄极富煽动性的文字，也不可能不对某些人造成相当的伤害。这篇文章是鲁礼安“文革”中的“绝笔”。两天之后，他在赴黄石途中于铁山被劫，从此从人间消失。对他的围猎在逐渐收网了。省革委会和军区无端怀疑是鲁礼安在幕后操纵各地武斗，指示华工革委会要从他这里挖罪证。有天半夜，他突然被拘押、隔离反省，给他纸笔，要他交待。他根本不理会他们，只在纸上信笔写写画画。但他的笔记和日记都被抄查，他在毛选上的眉批令他们如获至宝──白纸黑字啊！他们整出了一份分门别类列举他反对毛主席等罪行的材料。
这次被鲁礼安侥幸逃脱，还一口气写下三篇总题为《我回答你们》的文章，逐一驳斥对他的指控。他鄙视那些喋喋不休地指责他离经叛道的人。鲁礼安说：如果我不是在1968年的夏天失去人身自由，以我狂热激进的思想方式，在以后的年代里是会沦为“四人帮”的爪牙，还是像杨小凯、李正天那样，从狂热走向冷静、从幼稚走向成熟、从狭隘的派性走向为整个民族的利益和社会的进步而斗争？我想我一定会走向后者。无它，只是因为我从来嫉恶如仇，崇尚正义，我不但有一个能够独立思考的头脑，且不乏探索真理，为真理献身的勇气。但是历史没有给予我走向真正觉醒的时间

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鲁礼安著 王绍光校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关于文革中异端命运的一篇真实的历史记录

这是关于文革中「异端」命运的一篇真实的历史记录。作者在书中以毫不掩饰的笔触，极其坦诚地记录了自己文革之初响应号召奋起「造反」时的狂热、愚忠和迷惘；狂热后的反思，反思中对真理的探索，以及随后蒙冤入狱所受的苦难，和在失去自由的漫长岁月里，是如何抵御黑暗、战胜孤独，经受住了单人牢房这种被恩格斯称为「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长达十一年摧残的心路历程。在国人似乎普遍患上了「失忆症」或「失语症」的今天，《仰天长啸》这部堪称那一特殊时期活化石的作品的「出土」，不但可以帮助读者对那一时期狂热的政治、畸形的法制、恶劣的人权状况和大墙里的监狱内幕有一个深刻的审视，而且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了解「红卫兵运动」和红卫兵的心态轨迹，以及文革中极左思想与「异端」思潮衍变过程的有价值的原始文本。作者鲁礼安，湖北武汉人，1946年11月生，原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船舶系65级学生，文革初期为武汉地区红卫兵中最有影响的「笔杆」。1968年7月因莫须有的「恶攻」罪名被捕入狱，后又因涉及「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被投入单人牢房长期关押。1979年底，「北决扬」被认定不能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中共湖北省委鄂文1979第70号档），作者因而获释。出狱后，作者用近十年时间写出这本「狱中吁天录」，使一段尘封数十年的文革「秘史」得见天日。

校读者王绍光，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之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继续深造，先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武汉市堤角中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其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相关著作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等。

「鲁礼安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了出来……他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姜弘(武汉市江汉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是鲁礼安的这部厚厚的回忆录的主题所在……他参与、见证并记载了历史──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证人勇敢地站出来。」 ——余杰

一个人的文革史与另一种“红卫兵”

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王友琴、杨克林、宋永毅、徐友渔等文革研究者表示深深的敬意；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对鲁礼安的这部“一个人的文革史”（方方语）也表示深深的敬意。当年，作为武汉华中工学院的一名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学生，鲁礼安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北斗星学会”、起草“决派宣言”、编辑《扬子江评论》，一跃成为武汉地区红卫兵中最有影响力的“笔杆子”。一九六八年七月，鲁礼安被绑架和囚禁。不久，他深陷于所谓的“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件中，被非法投入单人牢房关押达十年有余。鲁礼安的《仰天长啸》是我所读到的第一本全景式的文革回忆录。在我诞生的时候，文革已接近尾声。除了幼儿园时一直弄不清楚刘少奇究竟是“好人”还是“坏人”外，我对文革几乎一无所知。而对文革的无知，将直接影响对中国二十世纪历史的正确解读，并削弱对具有“中国特色”的极权主义体制的形成和变异的深入思考－－而这一切，又都是一名知识分子“关怀中国”的前提：要恢复我们的尊严，就必须了解我们是如何失去尊严的；要捍卫我们的自由，就必须认识那一页自由受到最惨痛的践踏的历史。今天，鲁礼安开口“讲述老百姓自己的历史”，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开端：这种亲历者的讲述，与学者的材料搜集、历史研究乃至理论阐释具有同样的意义。 这部回忆录让我发现了另外一种红卫兵－－与自称“红卫兵”这个名词的发明者张承志和《血色黄昏》的作者老鬼所定义和描述的红卫兵迥然不同的“红卫兵”。父亲是旧政权的海关职员，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基督徒和医生，叔叔是反右中惨死于集中营的青年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家庭，在“阳光灿烂”的新中国，鲁礼安并不能享受到多少阳光。在文革前夕，他成为官僚们侮辱和打击的对象，而文革的发生成为他改变自身屈辱身份和实现其单纯的革命理想的契机。他成为若干轰动一时的大字报的作者，并组织了走在革命前列的“敢死队”－－当然，他一直沉浸在理论和逻辑的激情之中，并没有发起或参与任何暴力事件。 在投入文革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毛泽东的文革”与“鲁礼安的文革”渐渐产生了裂隙：按照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的说法，毛泽东之所以发动文革，在其乌托邦狂想和所谓阶级斗争扩大化指导思想的背后，还隐藏着个人一己之私欲。毛发动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但他拒不认错，先是在庐山会议上整倒彭德怀，后来又担心刘少奇秋后算帐，害怕自己死后落得像斯大林一样被人鞭尸的下场，于是先发制人发动文革，不惜把整个国家拖入十年之久的浩劫之中。而鲁礼安之所以全身心投入文革，乃是从马克思原典和巴黎公社的历史中寻找思想资源，反抗建国以来日益僵化的官僚制度，甚至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找出“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理论支撑。殊不知，这恰恰犯了毛的大忌，鲁礼安迅速被专政机器剥夺了人身自由和思想自由，他的结局早已注定－－“在一个不容许有自由思想存在的时代，所有争取思想自由的尝试，都会遭到无情的镇压。” 在被捕之前，鲁礼安就已经对中共的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他的怀疑比章诒和《往事并不如烟》中的大右派们晚了十年，其深度与广度也无法与之相比，因为他这一代人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与中国近现代启蒙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联系被斩断了，他可以接触到的、可以成为精神资源的惟有马克思和鲁迅。即便如此，武汉武斗趋近“局部战争”的状况，数十万学生、工人和市民的伤亡，使得鲁礼安的毛泽东崇拜发生了动摇：“我想到‘七二零’前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斗争，想到‘七二零’后的钢新之争，想到这些派别之间的斗争曾经和正在夺去多少无辜群众的生命,那些在武斗中横尸街头的同学也好，那些被流弹或‘枪走火’误杀的同胞也罢，他们真的是‘为人民利益而死’、‘为捍卫毛主席的正确路线而死’，。而死得‘比泰山还重’么？他们在九泉之下，真的能够安祥地合上眼睛么？”

谁是历史罪人？谁当忏悔？

鲁礼安在马克思的著作中读到了“手段的卑鄙恰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的论述，由此他发现毛泽东跟历史上那些最残暴、最独裁的统治者没有什么区别，他在单身囚牢中把血迹斑斑的墙壁当作毛泽东反问道：“主席，我想说，在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里，任何一个公民都应当有发表意见的权利，不管他的意见是不是与领导者的想法相左。我还想说，作为人民共和国的一名公民，我虽渺小，虽微不足道，但我也有说话的权利。这种权利体现了我的价值与尊严。而且正是为了维护这种价值与尊严，我才落到了这种境地。假使我没有思想的勇气，或没有勇气发表自己的思想，我就不会落到这种境地，但人的价值与尊严呢？” 鲁礼安的回忆录中，栩栩如生地展示了文革时期人性的扭曲和人性的异化。人们如同皮影戏中的人物，为仇恨、恐惧、野心、嫉妒、虚荣和热情等情绪驱使着肆无忌惮地作恶，而伟大领袖如同在幕后操纵的导演，他并不在乎演员的生死。正如法国学者古斯塔夫?勒庞在《革命心理学》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人仇恨、对制度的仇恨以及对某些事物的仇恨深深地刺激着大革命时期的人们。他们不但憎恨他们的敌人，而且也憎恨自己的同党。”而更值得重视的是鲁礼安对十年牢狱生活的描写，在骇人听闻的刑讯逼供、强制劳动、单独关押以及饥饿的折磨中，鲁礼安能够生存下来并且没有疯掉，得益于从母亲那里感受到的信仰的力量，他的心中有来自神启的天籁之音《平安夜》，这恬美宁静的乐曲与语录歌曲的暴虐邪恶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长期受到无神论思想荼毒的青年，在那最绝望的时刻终于向上帝跪下来合掌祷告。鲁礼安为后人呈现了无比真实的“一个人的古拉格”，这样的段落可以同近年来出版的“夹边沟系列”和劳改基金会编辑的“黑色书系”放在一起参照阅读。 由毛泽东亲自批示的“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件，将众多受株连者长期关押致使其中多人精神失常，殃及群众数十万。作为该“钦定大案”的“首犯”，鲁礼案在坐了十一年的黑牢之后，等来的却是一纸不到七百字的“免于刑事处分”的判决书。悲乎？喜乎？荒诞乎？鲁礼安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并没有把自己当作绝对的无辜者，而在回忆录中只有喋喋不休的诉苦。相反，他坦诚地承认自己也是罪人，在风头浪尖上激流勇退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了反思：“我就想到我写的那些鼓吹武斗的文章－－我究竟是在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摇旗呐喊，还是在为一种骨肉相残的罪恶推波助澜？我无法回答，也不敢回答，甚至不敢彻底地去想。” 虽然没有亲手杀过人、打过人、折磨过人，但并不能说自己就完全无罪了，毛似乎也没有这样做过，他只是在深宫里发布一道又一道的命令罢了。波兰著名异议知识分子米奇尼克认为，“大家”与“独裁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的善与恶的关系，“从伦理上否定一个人并不难，但是从精神上和道德上来说，这是一条简单的办法。人们必须选择一个复杂得多的结论。我的想法可以用一个我永远不能企及的例子来说明，那是托马斯-曼的文章‘阿道夫-希特勒－－我们的兄弟’。曼的伟大之处在于这个事实，他能够说希特勒的支持者并不是另外一些德国人；不，他们正是我们生长于其中、我们所爱的人们，他们是那些采取了‘错误的转向’的德国人，追随希特勒。”正如作为德国人的托马斯?曼所说的“ 阿道夫? 希特勒－－我们的兄弟”和作为波兰人的米奇尼克所说的“雅鲁泽尔斯基－－我们的兄弟”一样，作为中国人，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一个同样难堪的现实“毛泽东－－我们的兄弟”。这种说法并不是为毛泽东脱罪，而是说“我们并没有外在于毛泽东”－－我们是控诉者，我们也应当是忏悔者。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是鲁礼安的这部厚厚的回忆录的主题所在，如同肖斯塔科维奇一样，他参与、见证并记载了历史－－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证人勇敢地站出来。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五日 余杰着
香港田园书局，2007年7月出版

仰天长啸

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鲁礼安著 王绍光校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关于文革中异端命运的一篇真实的历史记录

这是关于文革中「异端」命运的一篇真实的历史记录。作者在书中以毫不掩饰的笔触，极其坦诚地记录了自己文革之初响应号召奋起「造反」时的狂热、愚忠和迷惘；狂热后的反思，反思中对真理的探索，以及随后蒙冤入狱所受的苦难，和在失去自由的漫长岁月里，是如何抵御黑暗、战胜孤独，经受住了单人牢房这种被恩格斯称为「野蛮得无以复加的刑罚」长达十一年摧残的心路历程。在国人似乎普遍患上了「失忆症」或「失语症」的今天，《仰天长啸》这部堪称那一特殊时期活化石的作品的「出土」，不但可以帮助读者对那一时期狂热的政治、畸形的法制、恶劣的人权状况和大墙里的监狱内幕有一个深刻的审视，而且为文革研究者提供了一个了解「红卫兵运动」和红卫兵的心态轨迹，以及文革中极左思想与「异端」思潮衍变过程的有价值的原始文本。作者鲁礼安，湖北武汉人，1946年11月生，原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船舶系65级学生，文革初期为武汉地区红卫兵中最有影响的「笔杆」。1968年7月因莫须有的「恶攻」罪名被捕入狱，后又因涉及「北决扬反革命地下组织」案，被投入单人牢房长期关押。1979年底，「北决扬」被认定不能定为反革命地下组织（中共湖北省委鄂文1979第70号档），作者因而获释。出狱后，作者用近十年时间写出这本「狱中吁天录」，使一段尘封数十年的文革「秘史」得见天日。校读者王绍光，1954年生于湖北武汉，1982年获北京大学法学学士学位，之后到美国康乃尔大学继续深造，先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曾任教于武汉市堤角中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教授，其涉及中国文化大革命研究的相关著作有《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Failure of Charisma: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in Wuha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等。

「鲁礼安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了出来……他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姜弘(武汉市江汉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

「『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是鲁礼安的这部厚厚的回忆录的主题所在……他参与、见证并记载了历史──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证人勇敢地站出来。」 ——余杰